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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的大数据分析与文化增殖

发布时间:2019-06-07 10:1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利用数据库可以更好地研究和传播古老手稿和经典文本,数字化能够使人类更接近经典。大数据通过事物的整体数据化,实现了定性定量的综合集成,使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中曾经难以数据化的领域像自然科学那般走向了定量研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图像检索等技术的发展,外国文学经典信息化的重点应当由数据检索向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以及利于版本校勘的图像检索等转型。

  文学即人学,人类的共同经验以语言艺术的形式凝成文学经典并得以代代相传。对于前现代和现代的人们来说,“文学经典”的具体内涵和存在价值是相对明确、具有共识性的,即文学经典是文化和文学传承的核心,是文学传统延续的中心,反映了某一个时代人类精神的整体面貌和文明程度,体现了文学家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生命体验和想象生成。文学经典的共同特征是: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语言与体裁的独创性、想象的延展性。

  一般来说,“经典”是经过历史反复检验、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与尊崇的著作,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精华,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历久弥新、艺术想象跨越时空、语言延展民族独创。翻开汪洋浩瀚的外国文学史,从《荷马史诗》到《尤利西斯》,从莎士比亚到普鲁斯特,从古希腊悲剧到英国湖畔派诗歌,从福斯塔夫性格到浮士德精神,从文学史上被重新解读和诠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外国文学经典包罗万象、洞幽烛微,却坚持给人留存希望、带来人性的温暖、品察生命的本真。相伴经典,与伟大的心灵相互感应、良性共鸣;直面先贤,枯燥会变成有趣,寂寞会变成娴静,可信者益发可爱,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会让人从内心生发感动。

  然而,在一个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多元化时代与新媒体时代,文学经典“存在与否”“属于谁”以及“是何种层次上的”等反思性问题日益突出,“经典”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地动山摇”,客观上为文学经典的重构以及文学史的重写开启了新空间。即便不是否定经典、拓宽经典或更替经典,而是依旧按照权威认定、继续认同传统,文学经典的辐射范围也与以往不同,它们不仅要在本民族内部传承,还要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场域。

  那么,文学经典究竟有没有永恒性?这在前现代和现代文明时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经典”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随着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到来,一些民族原有的经典不断受到冲击,另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品则开始登上经典的殿堂,外国文学经典日渐出现多元化面貌。事实上,尽管经典受到了冲击,但是,一些真正意义的文学经典依然散发着永恒、不朽的艺术魅力,向当代灵魂迷失的人类昭示生命的本真和终极的意义,提供丰沛的精神滋养。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看,外国文学经典既是人生的滋养,也是了解异域文化的重要手段。历经40年改革开放实践,“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业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在互联网的虚拟性与交互性严重破坏“经典”标准的今天,作为民族团结的核心因素和情感纽带的文化经典传承变得尤为重要,而传承的根本方式就是不断“与时俱进”地细读、研究、诠释与传播经典,在“价值重估”的平台上作出与时代、史实相符的文化阐释。善读外国文学经典,在反复精读中领悟其中积淀的深厚内涵,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活用外国文学经典,必让人得自由、持正义,而且涵养人性、培育善根。因此,无数人都曾发出过文学经典里“蕴藏着活法”“包含着历史”“融汇着真善美”等感慨。

  当下的互联网化社会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以往媒介功能的扩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方式,而且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提高着人们的思维与变革的能力。“互联网+”的核心是以共生、共享的空间和共创、共赢的平台来实现用户的参与,简言之,“互联网+”是通过数据识别用户以实现精准服务。作为“数字人文”重要组成部分的外国文学经典的研究与传播,愈发离不开“大数据”,特别是在定量研究方面。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网络空间在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和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的急剧增长,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和视频网站的普及,信息数据以几何级数的方式产生和累积,数据开始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发挥作用和影响。2011年美国发布《大数据:下一个竞争、创新和生产力的前沿领域》的研究报告和2012年《大数据时代》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被公认的“大数据”特征是: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多样的数据类型、巨大的数据价值。

  基于互联网尤其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媒介形态,以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的优势吸引着众多使用者。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就是得益于信息技术与数据处理能力的发展,任何一个行业要发挥大数据的作用,都必须拥有获取巨量数据的能力,避免成为一座座“数据孤岛”。

  大数据将为人类的生活创造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维度,只要收集大量数据就可以预见未来的事。大数据“量化世界”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它要求人们改变对精确性的苛求,转而追求混杂性;要求人们改变对因果关系的追问,转而追求相关关系。大数据的核心是预测,同时,如何防止因预测而被惩罚、防范居心叵测的人借助大数据侵害个人隐私等也成为时代难题。

  没有分享与开放,就没有互联网无所不能的强大力量;大数据时代的真正价值来自于“有效”使用数据做出决策,以使个体人和社会整体更充实、更自如、更完善、更和谐。大数据时代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潜力,又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就业保障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更可能进一步挑战人类的自由意志、道德选择和人类组织等,其中既有大数据的取舍之道,也有公民信息亟须法律保护的问题。

  以互联网科技、云储存/计算、移动终端为代表的电子化、比特化、智能化的现代传媒,为当代人提供了无限便利和海量信息;各种信息数据、事件、言论、影像等集合而成的“大数据”滚滚而来,每天各媒体使出浑身解数,人人都在抢着发言,大量信息和影像互相挤撞。媒介化生存的“大数据时代”混杂了无数“干扰信息”“垃圾信息”“无效信息”甚至“错误信息”“有害信息”,如何去甄别有价值的信息与聒噪的杂音、妥善处理数据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进而准确把握时代的律动,就成为“大数据时代”媒介素养的基本主题。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中的明星私照(譬如好莱坞影星艳照门)被盗取并被病毒式传播,以及由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揭露的“棱镜门事件”为代表的对公民、国家、政治领袖等信息权、隐私权的恶意盗取以及潜伏性侵害,警示大众: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最突出问题是数据权益、数据隐私和人性自由,而网络空间的激烈交锋,直接关系到网络空间的文明程度、价值导向甚至网络主权、国家安全。

  利用数据库可以更好地研究和传播古老手稿和经典文本,数字化能够使人类更接近经典。大数据通过事物的整体数据化,实现了定性、定量的综合集成,使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中曾经难以数据化的领域像自然科学那般走向了定量研究,譬如文学经典创作中的言语倾向、褒贬风格、词语使用以及文学经典接受中的受众类型、阅读方式、接受态度和全媒体增殖延展等。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图像检索等技术的发展,外国文学经典信息化的重点应当由数据检索向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以及利于版本校勘的图像检索等转型。

  使用电脑算法来分析外国文学经典文本,不是让电脑复制人脑的功能,或更大规模地完成人脑擅长的任务。人脑和电脑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所用的方法和关注的重点不一样,外国文学经典的“大数据分析”和学者个人的“小阅读”之间存在许多交融与合作的可能。因此,借助电脑进行文本分析是“数字人文”的重要分支。人脑在进行文体分析(即文笔风格)的时候力量是很微弱的,而借助计算机的研究方法形成的语料库语言学,则擅长利用语料库技术来进行文体分析,进而有可能回答一连串与文学史休戚相关的问题,也能启发一些新型问题。譬如说对大量已经电子化但尚未进行人工处理的文本进行分类,也可以运用于对疑似假托或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进行鉴定,根据其文体特征判别其真实作者。

  文学研究的一个任务是判定“影响”,即文学史上特定作品的影响力,这可以借助电脑操作的文本形式分析。用电脑来分析“影响”问题不仅为了追求更高的精确度,更是基于一种对“影响”的非人文主义理解;大数据分析认为影响与作者的主观感受全无关系,文学形式的传承和演变遵循任何个体都无法控制的路径,即使是天才作家的传世经典,也建筑在大量重复现成语料和语言规范的基础上。可见,大数据分析不仅是一套技术手段,还有一种与传统人文精神相抵牾的文学生成理论。可以说,大数据分析和小阅读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用不同的方法来证明各自的观点,构筑各自的文学史。归根结底,大数据分析和小阅读都是阅读体验,路径差别是电脑或人脑,其得出的结论也在不同层面上触摸到了关于文学的一些相对性“真理”。

  大数据分析并不能完全支配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外国文学经典中所包含的创作和阅读活动经常不能被完全数据化,同时数据本身的提取就具有价值倾向和审美需求差异;要在强化技术重要性的积累上,更加突出人文因素对技术选择的导向作用,从手段转向意义。大数据进入外国文学经典,只能对其将来会怎样进行预测,但不能单方面对其本身的终极意义进行追问。从最深层次来说,小阅读中包含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是“大数据”分析的重要导向。电脑需要研究者来“引导”,同时也给研究者带来许多新的便利和发现。这说明在文学研究中若能把数据分析与小阅读结合起来可以如虎添翼,新技术可以成为文学经典的解放者。

  外国文学经典在生成过程中及其后,在对内对外传播中形成文化辐射。这种文化传播与文化辐射通过经典作家的意义输出与读者受众的符号互动,繁衍出新的文化意义与符号价值,实现了“文化增殖”。作为精神象征的文学经典在推广过程中因传者、受者及大众传媒各自的需求和理解而产生新的意义,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重新界定文化和认识文化,不仅估计和确定某种文化的价值,而且还会增殖和繁衍出新的文化意义。传播者不仅是客观地把这种文化介绍给别人,通常还会加上自己对它的理解,为了引起人们和社会的注意,传播者甚至有时极尽夸张之能事;接受者则会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和经验对其进行“选择性理解”;传播媒介本身也会产生文化增殖现象,它可以对传出的信息加以整理加工,从而产生新的意义。文化增殖在放大文学经典艺术价值和精神意义的同时,也有使其异化的可能,譬如外国文学经典的被误读、被遮蔽和被歪曲等。

  文化生产领域中所提供的价值是初始性的,它在传播中不可能被完整保留,其内容可能被增加或减少。文化在质和量上的一种放大,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和创新,是一种文化的原有价值或意义在传播过程中生成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的现象。文化增殖是文化的放大和同质量积累,它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出新的价值与意义或进一步拓殖。另一方面是质量的放大,即原有文化的质的升华,从本质上仍然是原有文化的放大。文化在传播中能否增殖,取决于传体文化本身的价值和影响程度,也取决于传播的方式、频次、途径、范围,取决于文化受体的承受力、宽容度、政治环境、宗教信仰、文明程度等状况。

  大量的虚假文化的增殖会破坏原文化,侵蚀文化母体甚至导致原文化的毁灭。翻译是跨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具有文化传承和延伸的特点,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在交流互动中能够得到提升,最终形成文化增殖;在文学经典的译介中,保持原语的异域性能够给目标语读者新的文化体验,丰富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受体环境对文化增殖的影响很大,环境轻松则有利于文化传播、文化开发与拓展、原文化价值与意义的拓殖;而环境封闭落后则文化生命力不强,也无法抵制不良文化的侵入。不是任何时空中的任何文化都必然增殖,只有那些开放和创新的文化才会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在“扬弃”异质文化的同时重构出全新的文化,这完全取决于文化传播的力度和方式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自觉的文化超越性和主体的文化理想构成了外国文学经典传播活动中文化增殖生成的内在机理。

  重视大数据分析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观念和思想的执著追求,人文文化的特长在于反省,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必须搭建起人文与科技沟通的桥梁,诠释经典与“活用”经典并举。对于外国文学经典的视觉化生存与数字化发展决不能忽视,也不能过度拔高;在当代研究中,应该将时新的媒介高科技运用与传统的人文意义追索结合,构建立体型、纵深性的人文谱系,以适应时代新变化、接续人文老根系。

  (作者系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温州大学特聘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之子课题“总论卷”的结题成果,批准号10&ZD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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