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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晕头转向——对WJT米切尔的理解与误解(2)

发布时间:2019-06-12 04:19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作者:刘晋晋 一、危险的旅行 当今时代一个理论从美国旅行到中国要经历多少磨难?当1992年W.J.T.米切尔(W.J.T.Mitchell)在《艺术论坛(ArtForum)》杂志提出学界耳熟能详的“图画转向”(pictorialtur

  当然形象内涵的扩大并非只有个人意义。现在国内对视觉文化的研究对象认识比较窄(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永国对视觉文化研究范围的罗列,见陈永国 主编,《视觉文化研究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P4。另外周宪在书中虽然对“视觉文化研究什么”的问题有比较充分的论述,但是在后面实践性的篇章中基本没有离开大众文化和新媒体的范围。见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甚至倾向于认为视觉文化只研究大众文化而不涉及艺术品,“图像”就是相对于有美学价值的艺术品而言的大众文化的视觉产品(这种观点没有人直接表述。但暗含在许多文章中。例如温朝霞认为“视觉文化成了大众文化的典型反映。”见温朝霞,《视觉文化的时代特征》载《学习论坛》2004年7月。)。这会导致“图像式艺术”之类的古怪说法。其实米切尔本人著作中的例子和插图包括了从古典绘画到感性展的当代艺术;从圣像画到电影剧照;从恐龙化石到克隆羊多莉;另一位视觉文化和艺术史研究者埃尔金斯的新著甚至谈论电子显微镜和天文望远镜获得的照片(Elkins,Six Stories from the End of Representation);布雷德坎普则讨论过达尔文思考进化论时画的草图。这一切显然不是大众文化所能概括。

  所以视觉文化不限于艺术品和大众文化产品,也“不限于形象或媒体的研究,而是扩展到看和展示的日常实践”(Mitchell, What Do Pictures Want? P343)。按照形象家族,虽然许多形象不是视觉的对象,但是作为心理形象,它们至少在比喻和通感的意义上是向精神呈像的。就是说它们有着视觉性(visuality),故也是视觉文化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米切尔认为一切媒介都是混合媒介。即使绘画也需要标题、来自听觉的讲解以及艺术理论等非视觉的感知才能使观者体验作品。这样一来视觉文化甚至不限于研究可见的对象。米切尔写道:“视觉文化承担对失明、不可见的,没看到的,不能看见的,以及被忽视的事物的沉思;也沉思聋和姿势的可见语言;它也强迫注意触觉的,听觉的,能触知的和联觉的现象。” (Mitchell, What Do Pictures Want? P343)例如《视觉文化杂志(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就曾经有一期专门讨论残疾与视觉性。所以宽泛的形象概念也极大地拓展了视觉文化的研究对象,真正使其成为一个交叉学科。

  值得注意的是,在《图像学》一书中米切尔把图画放在形象的家族之中,也就是说图画是一种物质的、具体的形象。其中图画只是图解的形象(Graphic Image)之下的一个项目,与雕塑、设计并列。可见家族树中的“图画”正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意义,也就是二维的图片。但是在《图画理论》序言中米切尔把图画与形象对举,进行了区分:“图画是形象得以出现的具体的、再现的客体。”(米歇尔,《图像理论》,序言P4)纵观整本《图画理论》,可见“图画”取代了图解的形象,把雕塑等所有物质的形象都包括在内。虽然米切尔在注释中进行的具体区别仍然坚持图画与形象的区别是“一种特定的再现(‘图画’的形象)区别于整个形象领域(词语的、声音的、精神的形象)”。

  也就是说这种区分并未彻底排除形象包含图画的关系。但是可以看到“图画”一词的地位在米切尔的理论中有一个上升的趋势,从个例变成了类型;而“形象”一词则趋向于下降为无实体的意象。而且这种倾向在后来越来越明显。在《图画想要什么?》中米切尔把形象类比于生物学中的物种(species),把图画类比于由物种赋予的个体或标本(specimens)(见W. J. T. Mitchell, What Do Pictures Want?: The Lives and Loves of Images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P85-86。这一点还可从米切尔最近的工作中看出,如锻炼《视觉文化研究与当代图像学》载《美术观察》2008年5期中对这两个词区分的讨论。)。如前所述米切尔讨论形象家族的最终目的是使文本(词句的形象)与图画(物质的形象)可以放在同一个基础上讨论。在“形象”完成这个使命后,尤其是在他提出“图画转向”之后,图画的概念似乎成了米切尔理论中的另一个主角。那么它主演的“图画转向”是一部怎样的戏呢?

  对米切尔的讨论中最普遍的套话是:“图画转向”意味着图像时代或读图时代的到来。的确,米切尔写道:“如果我们自问图画转向何以现在发生,何以在人们常说的‘后现代’时代即20世纪后半叶发生……”(米歇尔,《图像理论》,P6)。但其原因不是视觉技术、消费社会的发达,而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是发达的图像技术,另一方面是对图像的恐惧。文中米切尔未描述文字时代向图像时代的转变,而是引述了哲学史的一系列“转向”。所以图画转向不是对“图像时代”的描述,而像语言转向一样是对转变学术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一种号召。事实上,西方也有许多人产生了这样的误解。2002年米切尔对该问题进行了澄清:“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唯一的视觉时代”;“我并非打算声称现代时期在其对视觉和视觉再现的着魔中是独特或空前的。”(Mitchell,What Do Pictures Want?P343及P348)他认为“‘视觉转向’或‘图画转向’是一个把道德和政治恐慌转移到形象和所谓的视觉媒介上的反复出现的转义。”(Mitchell,What Do Pictures Want?P343)自古以来它已被重复多次:

  当以色列人从不可见的神“转变方向”到可见的偶像时,他们从事于一个图画转向。当柏拉图发出警告反对思想被形象、外观所统治,以及在洞寓中评判之时,他是在迫切要求抛弃俘虏了人性的图画,并且转向理性的纯粹光芒。当莱辛在《拉奥孔》中警告关于在文学艺术中模仿视觉艺术效果的倾向时,他在试图防止一个图画转向,他把图画转向当作美学和文化礼仪的退化。当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抱怨“一幅画俘虏了我们”的时候,他是在悲叹对于精神生活某种已经禁锢了哲学的隐喻的规则。(Mitchell,What Do Pictures Want?P348)

  对于把读写时代和图像时代相对立,并把读写能力下降归咎于图画转向的观点,米切尔称之为“图画转向的谬误”,他说:

  这种错误建筑在一个宏大的历史二元对立模式之上,仅仅以这些转折点的其中之一为中心,并断言一个(例如)“读写时代”和“视觉性的时代”之间单一的“巨大分割”。对当下性(presentist)辩论的目的来说,这些种类的叙事是欺骗性的,唾手可得的,而且对真正历史性批评的目的来说是无效的。(Mitchell,What Do Pictures Want? P349)

  那么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米切尔依据罗蒂的“语言学转向”提出“图画转向”,其首要目标也只能是对人文学科(而非大众文化)而言的。在《图画转向》一文中这种号召是明确的:图画“就仿佛语言一样成了人文科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话题:就是说,表示其他事物的一个模式或比喻(包括比喻自身)……”(米歇尔,《图像理论》,P4)。最终“进入了把人类主体作为由语言和图像构成的一个存在者的基本建构。” (米歇尔,《图像理论》,P15)在这种转向中图画将获得一种类似语言在语言学转向中的主体地位。在语言学转向中语言不再只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而成了产生、创造意义的场所。那么图画在图画转向中就摆脱了被社会编码、被符号学解读的被动地位,与语言平等,可以反过来影响创造,影响我们的思想,建构社会,或者藏在语言身后。所以米切尔认为“一个比较有趣的选择正是视觉艺术对语言学转向的抵制。”;“视觉经验或‘视觉读写’可能不能完全用文本的模式来解释。”(米歇尔,《图像理论》,P5-7)这就是所谓的“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由此而言图画转向并不是对语言学转向的取代:图画转向的“另立中央”可说是对语言霸权的颠覆;另一方面图画转向最终只是使图画与语言平等相处,相互阐释,互为意义,共同构造世界。

  这种观点运用于视觉文化有助于打破一些教条。米切尔认为:“视觉文化是社会的视觉建构,不仅仅是视觉的社会建构。”(W. J. T. Mitchell, What Do Pictures Want?: The Lives and Loves of Images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P343。而一般论者只注意到前者。如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P17。)贡布里希早就揭示了绘画的再现是一种习得的语汇而非依靠“纯真之眼”画其所见。约翰·伯格(John Berger)也揭露了绘画的阶级、性别意识形态编码。米切尔当然不会低估这些视觉的社会建构,“但是,如果它变成了一种未经检验的教义,它就威胁变成一个谬误,正如同它寻求推翻的‘自然主义谬论’那样失去能力”(Mitchell, What Do Pictures Want? P344)。面对文化研究的政治批评姿态,米切尔认为“我们首次发现‘男性凝视’或形象的女性特征的那令人陶醉的年代现在已经离我们很远了,”而且这种破坏偶像式的批评最终可能是无效的:“视觉政体能被再三推翻而对视觉的和政治的文化都没有任何可见的影响。”(Mitchell, What Do Pictures Want? P351)所以他建议我们关注罗兰·巴特所谓的无编码信息:“在什么范围中,视觉不是一种‘习得的’活动而是遗传的判断能力,以及一种自动化的编程装置,这种装置必须在正确的时间被启动,而不像人类语言被学习的方式那样是习得的?”(Mitchell, What Do Pictures Want?P345)米切尔并非彻底抛弃文化研究的政治路线,而是提倡关注点的多样性和视觉形象的多义:“一方面形象作为操纵的工具,另一方面作为它自己的目的和意义的明显自治的源泉。”(Mitchell, What Do Pictures Want? P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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